第62章 从循实求名开始

t，因逻辑推演而身份高贵，以至fact一词迟至十六世纪才伴随各种外来的物产和知识进入欧洲词汇[2]。同是在这一过程中，对抽象的再抽象，对演绎的再演绎，使他们产出了不少“格理”而不是“格物”的语言，理法优先而不是经验优先的符号工具，诸如being,nonbeing,otherness,sameness,nothihing-hood,for-itself-ness……让汉译者们一看就头大，真是要译出高血压和精神病来。显而易见，这种语言确保了精密，营构了形而上的天国，却忽略了活态实践中太多的半精密、准精密、非精密以及无法精密。

    两种主流文化传统都经历过自我反思。很多西方人曾不满意理法霸权，很多中国人也曾不满意经验霸权。欧洲就有过质疑逻辑主义、理性主义、科学主义的强大声浪。中国学人也对本土文化传统中的含混、虚玄、圆滑、散乱、空洞、实用投机等等有过激烈批判。

    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人也萌生追求文理精密的冲动，包括对很多兼义词实行悄悄改造，以适应形式逻辑的需要。比如当今的“国家”实际上是指国，与家没有太多关系，兼义变成了偏义——科学家、法学家、神学家不正是需要这种精密的语言吗？现代社会不正是需要这种言说的明确无误吗？不过，这种语言的改造运动力有所限。改造后的“国家”一词仍然兼有国土try、国族nation、国政组织state等义，很遗憾，还是涉嫌混沌甚至混乱，在很多西方人士看来仍未达标。更重要的是，兼义复词在汉语中仍是浩如烟海，构成了深入改造的难点。比如“情理”就很难由兼转偏，因为在中国老百姓看来，任何事情必须办得入情入理，二者不可偏废，所以“情理